《广志绎》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，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作者是王士性，明代浙江临海人（浙江台州）。王士性其人，知名度不高，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，曾在广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北京、南京等地任职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，掌管明朝的朝会、宾客、吉凶、仪礼等方面业务。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名气，但是他写的一些书，使得他在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。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注意到了王士性的历史地位，谭老曾于1983年发表了《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——王士性》（原载《纪念徐霞客论文集》）一文，将王士性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，他认为，《徐霞客游记》这本书地理价值比《广志绎》高，但是《广志绎》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《徐霞客游记》强，两个著作各有千秋。
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，以下介绍一下他在《广志绎》这本书中是如何评价各省人的。当然，由于作者阶级立场、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，他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不一定客观，甚至会带有偏见。所以首先要说明几点：一是作者叙述的对象的是明万历朝时的某地以及某地的人，而不是现在，古今有差异；二是这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观念，不一定准确和正确，只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。所以，请以平和心态待之。
他眼中的北京人。他认为北京人，“都城众庶家，易兴易败”，即认为北京人容易暴富，也容易破产。北京以外的人致富，大多是老百姓自食其力、积累了几代人才实现的，但是北京的富人却常常是暴富，乃至非法致富，要么是买了个老宅子不小心挖到了地窖的金银财宝，或是恶人勾结权势侵占公家财产。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北京人没有节约意识，有了钱就花，买这买那，好吃好喝，迎来送往大手大脚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把积蓄花没了。他提到，北京人很喜欢旅游，特别是女子，每逢佳节多出游，或近或远，例如清明节出去踏青，阳春三月去松林野炊啥的，一直到中秋天气变冷之后才不怎么出来玩儿了。作者说，北京老百姓不太会做生意，有钱人赚一年的钱就花一年的钱，没有什么规划，普通老百姓也不太懂生意经，例如在北京做生意赚大钱的多是外省人，而北京的老百姓一般是当车夫、牵驴的、运煤的、搬砖的。此外，吃东西比较喜欢吃辛辣的，性格比较直，遇到矛盾容易打架、比狠。同时提到，北京的女子要比男子厉害，遇到官府找麻烦，一般都是女子出头应付，而让自己的丈夫躲在家里不要出来。
他眼中的姑苏人。他认为姑苏人很聪明，对前朝字画很有研究，模仿古画常常让人不能分辨真伪。姑苏人常常会引领全国时代风尚，姑苏人要是觉得什么物件或者什么行为雅致，很快就会影响到各地文人，同理，一些庸俗的趣味也会因此传至大江南北。姑苏人的茶几、床榻的材料，流行使用紫檀木和花梨木，很少有雕刻，如果雕刻的话，也是用商周秦汉的样式，所以，全国的文人、富人也开始效仿这样的材质和款式。姑苏人对那些精致的小物件很讲究，例如雕刻过的小石头和竹片等等，只要是奇货，姑苏人都愿意花大价钱买，甚至相互竞价，弄得一些物品市价极高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藏品市场过热、泡沫很大。
他眼中的河南人。他提到河南自古为中原之地，是很多古代圣贤、明君的家乡，认为这个地方有古代遗风。他认为河南这个地方藩王太多，当地百姓的负担实在是重，例如仅开封的藩王周王的后裔，到万历朝时就有郡王四十八位，宗室人员达五千人。地位低、没有俸禄的宗室人员，不得不去当苦力，而俸禄很低的宗室又没有能力向朝廷申请正式的名字，因为宗室的名字需要朝廷定，所以有的宗室成员六七十岁了还只有乳名。这些宗室人员，有俸禄的是勉强糊口，无俸禄的后代过得比百姓还苦，虽然有宗室之名，实际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，因为宗室成员原则上是不能去当农民、商人这些。他认为河南人继承了古代风俗，这里的人朴质直爽，说话很少骗人，一旦说谎话被揭穿，则会脸红、汗颜而不再辩解。他提到当地一个很好的风俗，一是亲朋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生时，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帮他脱困；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，聚餐完后多余的钱就交给组织者保管，以后如果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力承担，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解决。还提到，很多洛阳人喜欢住窑洞，并不是因为贫穷，因为里面冬暖夏凉，且室内干燥，储藏粮食的不易霉变。他提到河南南召这个地方有很多矿工，裹足缠头，以开山、开矿为业，这些人成百上千聚在一起，由一个首领领导，在普通老百姓不去的陡峭深山里开矿，有时也会敲诈勒索富人，或干杀人越货的坏事，地方官一般不敢管。他还注意到河南地区的南北差异，提到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，多种稻田，习俗上更像湖广，确山县以北地区基本都种麦子，像北方。
他眼中的浙江人。他认为浙东和浙西风俗不太一样，浙西风俗比较奢侈，喜欢收藏各种物件，富豪也多，富豪家里仆人成百上千，出入排场大，生活奢靡。浙东人相对敦朴，比较节约，有上古遗风，很重视气节，很少有大商人。他把浙江人分为三个类型，宁波、绍兴这边读书氛围比较浓，很多读书人以文字为生，例如帮人写书，帮人打官司，这些人一般在外地谋生。金华、衢州的人比较勇武刚健，性格比较强硬，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去诉讼，很多地方官衙的低级杂役都出自这些地方，因为他们能镇得住场。台州、温州等地，因为靠山靠海，所以基本是渔猎、种田为生，商人们也很少去外地。他解释了这种差异的原因，他提到杭州、嘉庆、湖州是平原地区的水乡，是“泽国之民”，金华、衢州等地区地处丘陵地带，是“山谷之民”，宁波、绍兴、台州、温州靠近大海，是“海滨之民”，三地各有习俗。“泽国之民”因为河道便利，所以物流发达，商品经济繁荣，百姓容易致富，习俗也奢靡；“山谷之民”因为靠近山区，所以性格刚强，容易因琐事争执乃至犯法，习俗俭朴，心气也高，不太把那些富裕缙绅放在眼里。“海滨之民”，出海打渔，常常同惊涛骇浪作斗争，九死一生，赚钱不易。因为可以打渔，所以浙东百姓不会太穷；因为贸易不繁荣，百姓也不会太富。浙东贫富差距小，百姓之间相处融洽，习俗不奢不俭。他还提到，绍兴和金华这两个地方，很多人都去外面谋生，那是因为这里的人越来越多、田却只有那么多，不得不外出。这些人当中，头脑灵活、口才好的人很多都在北京从事打官司、管家等方面的工作，北京人，从富豪到平民，对这种类型的人需求很大，遇到难事也基本都是这些浙江人帮忙参谋、打理；此外，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在北京皇城西南门附近经商，形成了巨大的规模。而东阳、义乌、永康人，性格强悍，不安于种地，当年倭寇侵略浙江，这些地方的人是抗倭主力，所以嘉、万年间明朝基本消灭倭寇之后，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当了武将，有的因为立功得到了重赏，且朝廷了解他们的战斗力，所以全国各地的要塞堡垒，有很多浙江兵。但这些人也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越来越桀骜不驯、难以管教。
明人吕文英所作人物画
他眼中的江西人。他认为江西这个地方书院教育发达，民间讲学之风很盛，王阳明的“心学”在江西很流行。江西人稠地狭，当地人如果不外出，很难糊口，而这里的人也有一技之长，例如看风水、看星相、医术、造车、木工等等，基本不是靠矿业等自然资源为生，而是靠技艺。特别是江西抚州人，很多人都外出谋生，作者说他曾经去云南，发现云南的汉人，很多都是抚州人，抚州人最开始是来云南做生意，基本仅限于城市，后来作者发现，就连当地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，也有很多抚州人，甚至一些抚州人在土司地区作了土高官。江西人以种田为生，比较勤快和俭朴，因为地少人多，生存压力大，所以忧患意识较强，享乐风气不重。老百姓赚了钱，一般会存下来以备急用，生活上也是量入为出，不铺张浪费，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请戏班子唱戏。即便是没有钱作盘缠，江西人也会借钱出去谋生，所以，即便是遇到荒年，江西也很少有饥民，因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。江西人这种勤俭和居安思危的性格，使得他们因此受益，而其他省份的一些人，如果今年有余粮，剩的多，就买车买衣；剩的少，就吃喝玩乐，总之，不把钱花完就不甘心。作者提到，江西这个地方门第观念很重，宗族观念也比较强，人们比较爱面子，有些人虽然因为贫穷未能按时交田赋，但是只要家里还有能干活的人，就会发奋工作，努力把欠的钱还上，乡里亲戚也会帮助他。之所以这么努力，是因为这些人怕因为自己欠钱而在地方上名声不好。此外，江西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也很有特色，基本都叫“乾一”、“坤二”、“离三”、“震四”等这样八卦风格的名字，主要是为了方便宗族算辈分、长幼和支系。江西人长大了也会使用乳名，这给当地官员断案带来了不少麻烦，这些人遇到诉讼，汇报姓名时故意说乳名，所以被起诉或被通缉时，有时一个案子里原告和被告名字可能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混淆，这让官员十分头疼，弄得案子很难办。
以上是《广志绎》一书对明代部分省份人的评价和论述，毕竟是作者个人之见，读者看看即可，切莫争执。同时，由于省份太多，内容量太大，本文篇幅有限，故暂写这几个地方，其他地区之后再写。
参考文献：王士性.广志绎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