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来看一则案例。这一讼案发生在1948年12月2日。上海市民张洪源8岁的儿子张二毛中午放学回家，在路过华兴路时，不幸被谢夏氏用热水瓶烫伤背部，被北站警官孙菊林紧急送往西藏北路上海济民医院医治。在济民医院，经梅姓医师和俞姓医师为张二毛检查伤势后，由俞医生为伤者“注射一药水针”。孰料，在打过针后，张二毛旋即“闭口不能言语，面目及口舌发白，全体抖动，闭目晕沉，不省人事，疼痛失去知觉”。第二天，张二毛被送到仁济医院求诊，“口吐黄血水甚多，未及治疗，即告死亡”。张洪源见儿子惨死，便将谢夏氏告上法庭。有意思的是，张洪源后来又将梅、俞二位医师也一同告上了法庭。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与张洪源的对答，充分体现出了张洪源对于儿子之死的怀疑以及对两位医师的气愤。
第二条理由的提出，颇为有趣。因为从医理上讲，这显然不能成立。但病家却以此举控，明显是以“栓塞”而“想象”出来的结果。由于对西医的不了解，以至检察官都确信不疑。另外，在俞松筠医师讼案中，也有一条理由与此相类。那就是田鹤鸣之妻因产后便秘，俞松筠为其用皮带灌肠。而此后，产妇腹泻不止。于是，田鹤鸣认为，显系“灌肠之皮带，染有病菌灌入肠中所致”。
医疗协议书的使用，是现代西医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大量事例表明，近现代国人在医疗协议接受上，内心也是颇为复杂的。从这一时期的医疗讼案来看，但凡涉讼的病家，多数对医疗协议书的签订持有不同程度的抵触心理。比如，在葛成慧、朱昌亚两医师讼案中，原告沈文达在《刑事自诉状》中，对于医病双方的签字是这样认识的。
再来看一下江明医师讼案。在这起讼案之中，14岁的贫农之子余年福患咽鼻部纤维瘤，“大如鹅卵”。在其父余以海的陪同下，送往南昌医院求治。江明医师在为病患诊视后，认为只有将瘤割除，否则终将身死。在征得病家的同意后，按照南昌医院的规则，病家需具结觅保。由于余以海不识字，载有“倘有不测，各安天命，与贵院及各医生毫无干涉”字样的甘结，只得由余年福的母舅刘静山签署，病人余年福在甘结上按了手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