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，已经三十八岁的周树人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，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搜集金石拓本、编校古书，少有人来访，生活颇清净且寂寥。唯一不时过来探望的是老朋友钱玄同，其时正在办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常劝说周树人也写点文章。
周树人于是写了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。这就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也一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碑。小说中“反抗吃人的礼教”这一观念早已超出单纯的文学范畴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内核之一。
自此之后，周树人以“鲁迅”的笔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杂文、译文等，一共超过五百篇，这成为了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笔名。但鲁迅并不仅仅是“鲁迅”，他还是“雪之”“封余”，是“白在宣”“隋洛文”，是“宴之敖者”“楮冠病叟”，乃至是“ELEF”“……”等，鲁迅所有的笔名一共超过一百五十个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罕见。正如鲁迅本人所说：“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，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”，鲁迅一生中众多的笔名正和他的思想动态、人生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鲁迅一生中的第一个笔名是“戛剑生”，用于1898年十八岁时写的一些文言诗文。戛，击也。“戛剑生”即击剑的人，表现的是一种渴求战斗的激情。鲁迅青年时期用的数个笔名都是表示这种奋发的心态与自我激励。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科幻小说《地底旅行》，用了“索士”的笔名，即探索之士。鲁迅当时颇信奉梁启超的小说可以教化国民的理论，又尤其看重科学，于是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翻译科幻小说的人，以此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在日本期间鲁迅还使用“令飞”“迅行”的笔名发表了《摩罗诗力说》《文化偏至论》等早期论文，均取奋飞、疾驰之意。
不过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学尝试并不成功，办杂志的计划流产，与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也只卖出二十册，鲁迅后来将这种无人响应的寂寞称为“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”。回国之后不久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，鲁迅一开始期望颇高，在民国元年以“黄棘”的笔名为《越铎日报》写发刊词，以取“以棘策马，驱之迅行”之意，号召大家“同力合作，为华土谋”。可是很快，现实政治的发展就击碎了这好梦，辛亥革命后黑暗还是照旧，而且多了许多新的荒唐，鲁迅回忆为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”这失望与颓唐就一直伴随着鲁迅。从1909年鲁迅由日本回国到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之间的近十年，除了那一个“黄棘”，鲁迅再未起过任何笔名，仅有的几篇文章都以“周豫才”这一最初的学名或“树”“周树”等名字的简写发表。
直到钱玄同来找鲁迅给《新青年》供稿，新文化运动兴起。五四前夕发表的《狂人日记》成为了转折点，自此之后，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几个月之内接连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我之节烈观》等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文章，并由此终其一生保持着高产出的创作。
“雪之”这个笔名专门为了讽刺章士钊，仅见于杂文《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”》。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引用“二桃杀三士”的例子，嘲讽白话文只能表达为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”，以此提倡文言文。可“三士”的正确解释应为“三个勇士”，章士钊弄错典故闹了笑话，鲁迅便以“雪之”为名，表示要还“二桃杀三士”这句话的清白，以此讽刺提倡旧文化却自身根基不深的章士钊。
“华约瑟”的笔名专门用于杂文《述香港恭祝圣诞》。鲁迅曾如此描述香港：“中央几位洋主子，手下是若干颂德的‘高等华人’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。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‘土人’。”，并将之称为“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”。《述香港恭祝圣诞》是讽刺香港庆祝孔子诞辰的活动的，全篇故意以一种“高等华人”的“颂德”口气写成，而起了一个相应的笔名“华约瑟”。华，意为中华，约瑟，为洋人名，“华约瑟”即洋化之华人，也就是所谓“高等华人”。
鲁迅也常因别人对他的称呼而起一个相应的笔名。高长虹曾攻击鲁迅“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”，鲁迅便在回击的文章中署名“楮冠病叟”，楮，即纸，“楮冠”对应“纸糊的假冠”，“病叟”对应“身心交病”。郭沫若曾骂鲁迅是“封建余孽”，鲁迅便依样用“封余”的笔名，作文回击。除了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情形，鲁迅也在和亲近的人的通信中偶尔用些特别的名字，或幽默或亲密。因爱人许广平亲昵地称自己为“小白象”，鲁迅便用“ELEF”署名回信，这是德文大象“Elefant”一词的简写。朋友钱玄同主张废姓，鲁迅是不同意的，他于是便以省略号“……”作为回信的署名，幽默地表示自己的反对，因为按钱玄同的意见那么表示“姓鲁名迅”的“鲁迅”便是不宜使用的。
整个二十年代出现的笔名中，最为特别也最为重要的一个是“宴之敖者”。1923年7月14日的下午，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绝交了,普遍认为和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关。兄弟二人失和后的第二年，鲁迅首次使用了“宴之敖者”的笔名。据许广平说，鲁迅本人对这一名字的解释是：“宴从宀（家）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；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。”不仅作为笔名，小说《铸剑》中的主人公也被命名为“宴之敖者”，而且鲁迅还由此衍生出“宴敖”“敖”“敖者”等一系列的笔名，直到三十年代仍不断使用，可见鲁迅对此事无法释怀之深。
三十年代，鲁迅的创作已经转向，他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论争性的杂文写作上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使用了一大批新的笔名。鲁迅一生中的大部分笔名都集中在三十年代，从1930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，使用的笔名超过一百个，其中仅1934年一年就使用了多达41个新笔名。直接与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隐藏身份、逃避审查。鲁迅的文章是高度政治性和批判性的，这是为当局所不容的，白色恐怖时期因言入狱乃至被暗杀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，鲁迅本人也在被通缉之列，但鲁迅是坚持战斗绝不退缩的，他于是便“改些作法，换些笔名，托人抄写了去投稿”。
这一时期鲁迅的许多笔名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造出来的，比如“倪朔尔”，是把“鲁迅”的英文“Lusin”反过来变成“Nisul”得来的。还有“丰瑜”“丰之余”，看起来都像真名，然而实际只不过是当初回击郭沫若时使用的“封余”的变换。变换的笔名确实相当程度上迷惑了审查官的眼睛，但也曾连累不少新出道的作家，他们陌生的名字时常被误以为是鲁迅又起的新笔名。
鲁迅当然也不会忘了借着起笔名的机会嘲讽当局和论敌。“白在宣”是指对手“白白在宣传”，“敬一尊”则是“回敬一杯”之意。颇为幽默的两个是“隋洛文”与“何家干”。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”，于是鲁迅便变换字形，由“堕落文人”取了个“隋洛文”的名字，并且发文致浙江省党部，为其“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”，表示感激“党恩高厚”。鲁迅在集中抨击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的二十多篇最为敏感的政治时评中，故意署名“何家干”，即“谁做的”，毫不留情地挑衅封杀言论的政府当局。鲁迅本人说取这些笔名是为了使将来的战斗的青年看到时，能够“开颜一笑，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”。
逝世前的几年里，鲁迅住在上海闸北的被称为“半租界”的区域，他于是以“且介”为名，即“租界”二字的各一半，以喻“半租界”。在鲁迅眼里，不仅是上海，整个中国在当时都处于外国侵略的时刻的威胁之中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“半租界”，他无时而不为国家的前途感到忧挂，于是把1934-1936年间出版的三本杂文集都以“且介亭”命名。
从“戛剑生”到“晓角”的这一百五十多个笔名，也就正是鲁迅一生的写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