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有一个立论，听起来无疑很像是为绝对皇权张目，这个立论来自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：“君不名恶，臣不名善；善皆归于君，恶皆归于臣。”意思是说，皇上您永远正确，错的都是臣下。
我们不必否认汉代复兴的儒家受到法家专制主义的感染，至少董仲舒本人是“君尊臣卑”理论的积极吹鼓手。不过，从“君不名恶，臣不名善”是不是就必定推导出绝对皇权？也未必。
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“君主不容有错（The King can do nowrong）”的原则，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“君不名恶”差不多。恰恰是这一原则，构成了英国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，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：君主不容有错，即不负行政责任；如何不负行政责任？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，不过问实际行政；行政权委托给内阁，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；君主则超然事外。
现在的问题是，这里面的道理，宋代中国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？恰好北宋大学者司马光写过一篇《功名论》，开篇第一句话就说：“自古人臣有功者谁哉？愚以为，人臣未尝有功；其有功者，皆君之功也。”意思与“善皆归于君，恶皆归于臣”相近。司马光这么说，是要拍皇帝的马屁吗？不是。司马光在文章中接着写道：既然所有的功名都归于君主，那么，君主就应该给予执政大臣充分的信任，让他们掌执政之权，“人主端拱无为”即可，自可“享其功利、收其荣名而已矣”。“古之圣帝明王”都是这么治理天下的。
——原来司马光的用意，是希望君主象征化，无为而治；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，交给大臣。反正人臣的功名，最终都将归于君主，君主又何必亲自操劳呢？不能不承认，司马光的推论，在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。
司马光是从“功名”（“善皆归于君”）的角度推导出君主应当“端拱无为”的。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则从“责任”（“恶皆归于臣”）的角度，同样推论出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。宋神宗时，由于“内外事多陛下亲批”，皇帝出现专权的倾向，大臣富弼便劝诫宋神宗：陛下亲批政事，“虽事事皆是，亦非为君之道。况事有不中，咎将谁执？”为什么富弼反对皇帝亲批政务？因为君主是难以承担行政责任的——总不能经常更换皇帝吧，倘若出错，“咎将谁执”？因此，皇帝还是“垂拱无为”的好。
我们再将朱熹的见解补充进来，从“君不名恶”推出“虚君制”的逻辑链就更加完整了。朱熹是这么说的：“君虽以制命为职，然必谋之大臣，参之给舍，使之熟议，以求公议之所，然后扬于王庭，明出命令，而公行之。是以朝廷尊严，命令详审，虽有不当，天下亦皆晓然，知其谬之出于某人，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。”在朱熹看来，人主不负责任，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，都必须由执政大臣合议、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核通过、再经宰相盖章副署，才可以发布于王庭。这样，即使事后发现该命令有错，也可以由执政大臣负其责。
英国学者白芝浩这样论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：“英国政制包括两个部分：一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的崇敬之心的功能——即富于尊严的部分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；另一部分则是富于效率的部分。政制中富于尊严的部分给予政府力量——使它获得了动力。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运用了这种力量。女王不过是处于宪法中富于尊严部分的首位，首相则处于其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。”而从前面的叙述中，我们会发现，宋人心仪的政体，实际上就是白芝浩所说的这种政制：君主统而不治，作为道德、礼仪的象征垂范天下（因而需要强调“君为臣纲”），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大臣负责具体施政，并承担行政责任。
宋代的政体，虽然还称不上“虚君立宪”，但已庶几接近“责任内阁制”的雏形了。而它的法理基础，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绝对皇权的“君不名恶，臣不名善”理论。
